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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自古不讲逻辑?

 [摘要]只要有语言能力,就必定有逻辑能力。传统中国重视思想却不重视理论,而且也不重视逻辑训练。但逻辑训练不够不等于没有逻辑能力。

 

 

中国人自古不讲逻辑?

 

图为赵利民油画作品《宝玉受笞》

差不多100年前,面对中国落后而任人宰割的局面,知识精英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一种“大拒绝”的姿态,并召唤“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这两个神灵降临中国。

今天,中国似乎已经在经济上“崛起”,但被阶层固化、贫富悬殊、道德滑坡、公平正义缺失的阴影所笼罩。而在关乎“中国走向”的公共争论中,不讲逻辑的非理性情绪四处泛滥。政治、社会、经济结构的风险驱之不散。

“现代化焦虑”,尤其是“民主焦虑”,又把很多人攫住。

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化、民主大业如此艰难?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这是因为,从古代开始,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期”,中国就缺乏 “逻先生”(逻辑),一路演绎下来,终成今天的局面。正是中国人不太讲究逻辑的思维方式妨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这种声音一口咬定,中国绝大多数公民与逻辑的距离,就是中国与世界现代化的距离。

思考时是否要按逻辑来,真和一个国家、民族的现代化、民主有关系吗?为破解窒息这个社会的诸多困局,今天中国人在思想上该检讨什么?该如何去思考?

《南风窗》就此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作为哲学家,他对影响到了西方和中国在“想什么”、“如何想”的问题上,有着深刻洞见。

 

中国人不缺逻辑能力,而缺训练

 

《南风窗》:不讲逻辑好像是现在中国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公共领域的争论,多自立场开始,以人身攻击结束。而某些政府部门“你和他讲道理,他和你耍流氓;你和他耍流氓,他和你讲法制;你和他讲法制,他和你讲政治……”的背后,其实也是耍赖,不讲逻辑。

还有另一种不讲逻辑的方式。大家习惯了玩类比、玩隐喻、玩象征、玩暗示来“讲道理”。我们从小就被训练玩各种文学的修辞手法。这些在思想上会有什么后果?

赵汀阳:和你一样,我也不同意依靠玩这些文学手法来“讲道理”。它们可以制造趣味,但不适合用来论证。把“修辞法”(亚里士多德说的)用于论证,就容易形成诡辩或胡说。希腊人很擅长修辞法,就像他们擅长逻辑一样,古希腊的许多“群众领袖”喜欢在广场使用修辞法蛊惑人民。亚里士多德早就知道,修辞法会遮蔽真理。

《南风窗》:类比估计是很多人最常用来“讲道理”的了。比如“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的谚语。这样干时,我们好像没有注意到有一个“赖尔峡谷”:不同范畴的事物,比如A和B,你要从A的成立证明B成立,必须先证明B和A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性或等同性,有了一座“在逻辑上可以等值”的桥梁,才可能通过这个“赖尔峡谷”。

赵汀阳:我倒不反对谚语。谚语所说的无非是一目了然的道理,其中是没有论证,谚语使用修辞法不是在论证,而是为了制造有趣的表达效果,各国的谚语都差不多。至于现在为什么许多人不讲逻辑,我无法充分了解其原因,也许是为了饶舌,为了有趣,为了胡搅蛮缠,为了回避真相,为了欺骗,等等,总之是故意不讲逻辑。

但我还想使用韩非的可信赏罚理论稍加解释:如果做某事就总能够获得可信的回报(物质回报或荣誉回报都算在内),那么人们就会纷纷自动做某事。可以想象,如果宣传能够获得可信回报,那人们就会热衷宣传,如果追求真理没有可信的回报,追求真理之人就会减少。

《南风窗》:在逻辑思维能力上,老外好像都一致唱衰中国。黑格尔说,逻辑在中国就玩不转了。爱因斯坦则认为,中国没有西方科学的两个基础,即形式逻辑和通过系统的实验找出因果关系,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而列维-布留尔更狠,暗示中国古人的那类“天人感应”纯粹就是“原始思维”,说古代中国的那些“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理学、病理学、治疗学以及诸如此类的浩若烟海的百科全书”,全是扯淡。对于这些说法,您是怎么看的?

赵汀阳:每一个逻辑学家都会跟你说,黑格尔才不讲逻辑。黑格尔想象的是“辩证逻辑”,那是逻辑的反面教材。辩证法是一种形而上“语法”,请允许我使用这个不太准确的说法,辩证法在逻辑上无用,但在哲学上是有用的,可以用来发现事物所暗含的“别的可能性”。

有趣的是,经过流俗歪曲之后的黑格尔“辩证逻辑”在中国似乎颇得人心,不知道黑格尔会有何评论。爱因斯坦的说法有些道理,但需要更多解释。而列维-布留尔的说法恐怕基于对中国思想的无知,无需多论。

《南风窗》:说“中国人逻辑不行”,似乎和以前说“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中国人不聪明”属于同一个偏见系列,而后两者早被证伪了。如何也证伪前者呢?

赵汀阳:逻辑能力来自何处?这是个问题,直觉主义数学家们相信逻辑来自数学,但理由似乎不充分。许多哲学家相信逻辑其实是语言的一种深层语法。这个看法比较容易理解,事实证明,只要有语言能力,就必定有逻辑能力。我会同意说传统中国重视思想却不重视理论,而且也不重视逻辑训练。但逻辑训练不够不等于没有逻辑能力。

 

情感问题不能用逻辑来抬杠

 

《南风窗》:一直有人指控说中国人缺乏逻辑思维能力是从古代经典文本开始的。最先是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说近代科学之所以没有在中国萌生,和《易经》有很大关系。然后是其它人,说《易经》、《论语》、《孟子》等充斥着大量自相矛盾的逻辑错误。

赵汀阳:前面我说了,中国古代经典多数表达的是思想,不是理论,有些观念之间不一致也不足为奇,而且还必须考虑到,生活本身充满矛盾,因此,表达生活的思想有些互相矛盾,反而是如实反映了生活。这不是不讲逻辑。

《南风窗》:孔子说过“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有人问:为什么是三年而不是两年、四年?没有任何理由。这有点类似于“辩证法”的一个逻辑困境:为什么是一分为二,而不是一分为三、为四?如何评价这些指控?

赵汀阳:就为什么是“三年之孝”而不是别的选择这个事情而言,我想说,这里并没有什么逻辑问题,只有文化或情感问题,而且要考虑时代背景。

假如孔子再世,他一定会考虑到今天的生活节奏,恐怕就不会推荐三年了。当年孔子为什么推荐三年,理由待考,我猜想或许是与父母养育婴幼儿的时间大致对称,当然不是严格对称,只是一个在感情上大致对称的选择。如果在这些事情上用逻辑来抬杠,恕我直言,恐怕既不知学术为何物,也对情感缺乏体会。

《南风窗》:按这种说法,前面我们所谈到像“天人感应”之类的神秘主义观念,是否也不能用一句“不讲逻辑”来打发?

赵汀阳:并非所有事情都是知识论问题,需要具体分析。“天人感应”,如果作为知识论断,显然不真,因此不可信。董仲舒自己是否相信,还是个问题。就历史语境而言,天人感应恐怕并非知识判断,而是虚构的一种政治压力。先秦社会的自由空间比较大,民心向背大致能够形成对统治的政治压力,但秦汉以来变成专制,民意不如以前清晰,士大夫愿意虚构天人感应之类的政治压力新维度,似乎也是一种貌似合理的选择。当然,董仲舒们是否这样想的,就不得而知了。

 

中西思维的最大区别

 

《南风窗》:我们同意,逻辑思维必须讲究概念的明晰。而中国古代的一些经典文本,好像喜欢玩模糊、神秘。

像《道德经》里面“道可道”中的“可道”,有人说是“可说”的意思,而您说是“有规可循”的意思。在您那篇《道的可能解法与合理解法》中,您提出了一个观点,说“中国古人的知识追求与超验问题无关,基本上是以生活问题为界的知识追求,即使是那些关于自然万物普遍原理的想象,比如阴阳五行之类,也是关于生活知识的艺术注释,决非‘科学’探究”。

我不知道,这是否可以理解为这样几个问题:中国古人其实不喜欢在生活之外玩神秘;中国古人对关于世界本质的知识论追求没有兴趣—因为这样,因此也不太讲究西方人玩的那些逻辑?

赵汀阳:古代中国思想通常不思考超越的存在,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人类生活问题上,伦理、政治、战争、和平之类。不过西方思想也同样关心这些问题。如果说中国和西方思想有哪个最大区别,我愿意说,西方思想寻找永恒的、绝对的、不变的、完美的、完备的、终极的概念,西方的两大根基思想,希腊和基督教,都追求永恒的“完美概念”,就是好到不可能更好的概念,上帝、完美的人、完美的事物、绝对无私的牺牲(耶稣)、绝对纯洁的母亲(圣母)、千年不坏的城堡、绝对无瑕的钻石、无敌超人,如此等等。

完美意味着永恒、超历史、无变化,而逻辑最适合谈论此种概念;古代中国的思想意图在于理解永远流变的、不确定的、不可完成的存在状态。易经、老子和孔子,都不假设完美概念,而重视永远在途中的“存在状态”。

《南风窗》:如何理解中西两种思路在“是否追求完美”上不同,但并不暗示就有高下之分?

赵汀阳:举个例子,里程碑式的哥德尔定理挫败了数学的完备性和一致性梦想(数学最能代表完美概念),曾经让数学家们担心真理永远失去了。但是,假如古代中国数学家或哲学家听说了哥德尔定理,一定不会感到烦恼,而会相见恨晚,以老子的观念看,不完备或不一致就是一切存在的真相。事实上,只要一件事实或问题涉及“无穷性”,就必定不完备或不一致。

易经想象,阴阳需要动态均衡;在孔子眼中,圣人也有不足之处;在老子看来,存在如水,没有哪一个存在状态是绝对好或好到不可变化的。这种“在路上”的状态没有逻辑既定的必然性,永远分叉,永远有歧途,而歧途也未必不能坏事变好事。这种思想与有没有逻辑能力无关,而是思想问题和意图不同。

《南风窗》:您的“天下体系”理论就是试图给当今世界超越冲突不断的“无政府状态”提供一种思路,这一思路恰好和西方式的那些关于“世界和平”的思路有根本差异。

赵汀阳:“天下体系”试图解决康德的和平理论所不能解决的全球化问题。在方法论和基本理念上确实有较大的不同,康德等和平理论都是从国际条件去寻找世界和平的可能性,我的方法是反转过来的,是从世界和平理念去反推世界和平所需的必要条件。我相信“天下体系”是最好的和平理论,可以为全球化的世界制度提供理念。

 

比逻辑更重要的是理性

 

《南风窗》:逻辑学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确定的7门基础学科之一,可见它的重要性。您曾经做过两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哲学日”中国项目的策划,对中国人提高逻辑思维能力有什么样的期待或建议?

赵汀阳:前面说到了,人人都有逻辑能力,但逻辑水平可以提高。逻辑学教学应该有助于逻辑知识的普及。不过,拥有逻辑知识并不能保证有效地应用。我见过一些逻辑学博士,惊讶地发现,他们熟知逻辑定式和推导技术,但似乎只在进行抽象符号演算时才显示出思维的逻辑性,而在思考其他问题时却并无优势,甚至有时很不讲逻辑。这个怪事使我意识到,逻辑不仅是一种技术,而且还是一种态度,准确地说就是理性态度。如果缺乏理性态度,多高的逻辑技术都无以致用。

因此,与其学会逻辑技术,还不如学会理性态度更重要—毛泽东时代有过“学一点逻辑”的运动,似乎并无明显效果。至于如何才能学到理性态度,我不知道。也许至少需要意识到两点:自己喜欢的观念未必是正确的;正确的观念需要论证或者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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