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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刚:“地下”病》中国政治的歇斯底里主义

在地理学中,"地下"原本泛指的是地壳以下的内部地球空间。这是"地下"的本原含义,它是大地坚实的支撑。没有地下世界的存在,人类在地上的生活将是不可想象的。几乎所有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都来自地下。不管是谁都无法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地下"是人类活动的深层基础。尽管那是一个幽暗、深邃、混沌、终年不见阳光的神秘世界,我们的智慧也许将永远无法窥探它的全部奥秘,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地下"将会是可以不断想象、不断探索、不断解密的冒险乐园。

  单纯的物理学解释并不能满足人对地下世界的好奇。人们竭力用想象和创造来开发地下世界的新内涵。著名的幻想家儒勒·凡尔纳就曾在虚构的文学作品中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地下"瑰丽、梦幻的景致,不论是《地心游记》中象征着文明终极的地心湖泊,还是《海底两万里》中鹦鹉螺号所游历的那个如梦似幻的海底世界,都以魔幻而浪漫的风景吸引着读者的注意。可以说,正是凡尔纳的创作,为我们打开了地下世界的另一扇大门。

  然而,凡尔纳笔端的地下终究只是一个物理存在的空间,好像在我们的存在之外,遥远而陌生。可实际上,早在4000多年以前,人类就已经把地下纳入了自己的文化版图内。他们用阴湿的泥土覆盖了自己亲人的尸身,并把那终日不见阳光的黑暗空间让渡给了死后的一切。那里既有腐烂的肉体,还居住着飘渺的灵魂。

  从人类学会埋葬开始,地下世界就成了看不见的魂灵的鬼魅居所。灵魂可以在此从尸体中出离,逃脱死亡的纠缠,这是人类为自己找到的精神慰藉。这个终极性的神圣时刻,只能发生在黑暗深邃的地下。但在那幽冥莫测中,灵魂绝不是"诗意的栖居",它被苦难和折磨所缠绕,为自己在地上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它在肉体灭后一无所有的极端境遇中追问精神的价值和意义。说到底,"地下"是指向终极的、精神性的存在。

  对精神的体验越深刻,这一体验的终极指向也越深邃。有神学信仰的人倾向于认为,"地下"是深渊性的。无尽的纵深把人性拉扯进一个无底的黑洞,既高深莫测,又晦暗不明,它的幽冥是人精神世界复杂和混沌的象征。别尔嘉耶夫声称,文化将生活的悲剧问题引入地下,在那里个人命运的问题被尖锐地提出来。在地下的与世隔绝状态中,个人孤独地面对世界并发起精神的挑战。地下就是不服从死亡命运的个体的精神炼狱。正是在地下状态的极度压抑和折磨中,迸发了狂暴的激情旋风,这是反叛命运、追求自由的人的黑色精神源泉--"从封闭的深度向度响起地下的撞击声,地下土开始露出火山的征兆。裂开的深渊直插人的内心深处,那里又重现上帝和魔鬼,天堂和地狱"。

  文化意义上的"地下",是精神的最底层。它以狂暴的毁灭换取人的超越性自由,拒绝社会和谐幸福的虚假命题。这个反叛者的地下,是乌托邦神话的最大敌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类需要为了人性地下界的本质需求而完全弃绝地上的社会生活。"地下"的纵深仅仅表明了个体精神生活的向度,它和平面化的世俗生活空间并不构成截然的对立冲突,如《马太福音》所说,"凯撒的物当归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

  既然"地下"是属个体精神领域的,那么当然它和社会性活动无关。也许个人的脆弱的神经可能因"地下"而生出超人的癫狂冲动,但那并不足以成为泛社会化的精神病症。可是,富于臆想的现代中国政治却用修辞的手段,强行将"地下"插入到政治的话语体系中,谱写了一系列的"地下"革命神话,彻底改造了"地下"的话语内容,把个人的疯癫转换成了国家的可怕疾病。神奇的国度再一次制造了神奇的文化景象,那就是几乎泛滥成灾的谍战文化产品。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或文明如此热衷于讲述现代政治间谍的职业故事,从五六十年代出品的大量反特电影(《羊城暗哨》、《国庆十点钟》、《冰山上的来客》、《秘密图纸》等)到眼下热播于荧屏的谍战剧,形形色色的特工们如走马灯般拂过公众的视线,留下"阶级斗争的任务任重而道远"的空泛印象,好像这个国度天生嗜好以地下秘密阴谋来达成政治目标似的。让人惊叹的不是这一主题产品的永不消逝,而是它制造出的"魔幻现实":解放前一直在地下被打击的中共居然有如此大的能耐,在国民党和日寇的眼皮底下布满眼线,各种高级情报如探囊取物般随便易得;解放后的阶级敌人却也是如此的猖狂,无孔不入、无所不在地深入社会主义中国的各个角落,从卖冰棍的老太太、兵工厂的武器专家到我党安全部门的高级官员,无不是潜伏于人民中的可怕敌人!多如牛毛的政敌、花样百出的秘密战争,成了现代政治的中国式象征。

  于是,在权力的范畴中,"地下"成了当权者指定的敌对势力的聚集地。急于表现自身合法性的执政者总试图将"秘密、隐蔽、不为人知"的"地下"语义改造成"非法、阴谋、无耻",以此证明自己在地上的荣耀伟大。将异己的政治派别等同于"地下"的非法存在,已经成了现代中国政治的惯用话语策略。只要被贴上"地下"的标签,事物就会不被允许,当权者有权对其进行铲除和清剿。意识形态的道德观对"地下"的语义做出了名正言顺的"强奸"。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认为反对者是蜗居在地下的不可饶恕的死仇,彼此间没有调和的余地,誓死捍卫地上的地位。而处于"地下"不利位置的隐匿者,也充满挑衅地以破坏、偷窃、暗杀等手段向地上策动反击,企图一举"拨乱反正",颠倒乾坤。

  在一个以宪政代议为基础的现代国家,不同的政治势力需要依靠阴谋或暴力的手段来获取对权力的掌握,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天方夜谭。然而,这般荒谬的逻辑却成了远东第一共和国的政治现实。不管是地上和地下,权力的角逐者都放弃了以正大光明的选战来较量高下的想法。这个早产的"共和"国的政客们都没有能够学会用正常的心态来对待政权的得或失,反倒是极端主义的暴烈手段更迎合他们焦虑、猜疑的心境。天堂与地狱之间,永远不存在过渡或平衡的中间样态。

  朝与野的正常轮替被上与下的尖锐对立所取代,社会性的政治问题变成了"非此即彼"的生死抉择。国共两党虽然总是居于对等的位置,却喜欢行使相同的手段解决问题,甚至都没能超越前现代专制政体"成王败寇"的更替法则。公平和理性的政治选择始终没有来到过这片神奇的土地,不管它的头上是否顶有"共和"的旗号。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没有获得政权的一方总是喜欢自我放逐到地下,从阴暗的颠覆手段中获取破坏和斗争的快感。仿佛失去权柄就意味着去地狱承受煎熬和虐刑,没有受尽摧残的身心就不可能激发出奋力争胜的好胜心。

  在"上"与"下"的权力斗争中,中共经历了一个自下而上的曲折过程。从成立的最初,它们就把自己定位在了"地下"。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当中共三大通过决议,确定了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它只能以影子的身份存在于地下。这种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政党合作模式,从组织的形式上看就是非法的。中共自甘背负"地下"黑暗十字架的受虐行为,不出所料地成为被取缔和镇压的口实。国民政府毫不费力地就把它变成了非法的存在,只能在黑暗中从事秘密活动。让人意外的是,这个被迫"地下化"的政党竟在历史的自我叙事中把那段不堪回首的地下岁月变成了怀旧的光辉岁月,亲切而自豪地称自己为"地下党"。在权威的《新华词典》(2001修订版)所作的解释中,四九年夺取政权前从事秘密革命活动的党组织被称为"地下党":"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的地区和日本侵略军侵占的地区,秘.密.进行革命活动的党组织,通常称为地下党。'地下党'是特定时期的一个特指,是一个历史产物。"

  中共在此划下了一道泾渭分明的界线,根据时间的分布把自我严格地区分为二,一个是1949年之前作为"地下党"的中国共产党;还有一个则是1949年之后作为"地上党"的中国共产党。执掌中国政治权柄的战略意义,被"地上"和"地下"的区分发挥到了极致。权力的牛耳就好像一道不可忤逆的地平线,深刻而绝然地在同一个政治实体内割裂出两种截然相反的对立空间--要么上天堂,要么下地狱。用理性的眼光看,这种对意识形态站立位置的绝对要求,只能是一种几近病态的偏执。然而,在过去数十年的政治思想工作中,党却始终执着于对它的民众进行所谓的"忆苦思甜"教育,灌输"上"与"下"势不两立的仇恨观念:既不要忘记当初在"地下"斗争时的受难屈辱,不怕牺牲地坚决反抗"地上"的反动统治权威;也更要牢记如今站在"地上"的理所当然,不计任何后果也要坚定地压制"地下"的反动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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