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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遥子:论当代中国政治转型当中必然的妥协

 

逍遥子:论当代中国政治转型当中必然的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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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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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笔者相当程度的赞成,炎黄春秋吴思先生,最近几篇“特赦改革”文章,当中的核心观点,即认为,当前状态下的中国政治改革当中,各种各样的妥协,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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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最近关注到了炎黄春秋吴思先生的,几篇,“特赦改革”的文章。
虽然笔者不可能完全赞成吴思先生文章当中的所有观点,但是,读来,觉得,笔者与吴思先生,关于,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当中,所需要的一种核心精神,在观念上,大致还是通同的。
这个所谓的核心精神,其实就是一个关键词:妥协。
一、这个妥协最根本的来源在哪里呢?
    ㈠、最根本的来源是改革的共识。
关于当代中国政治,即将的原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文中没有任何个人针对,具体人物,仅仅只是符号。),倒是曾经说过“不合适与六个不搞论”,可是后来又一直未见过该先生提出过什么其它的,令人能够深感有建设性的中国政治发展意见。这种类政治先生的观点,我们大致可以将之归为不主张政改,甚至反对政改的一类人。
笔者与吴思先生的政治观点,与这种政治先生们,显然是不同的。
笔者认为:整个宇宙及其中万事万物,都在不断发展变化,而,我们任何一个国家,其政治、经济、文化,必然也都是要不断发展变化的。我们特别关注的是,在那些重大的社会历史撕裂与纠结的,关节地带,如果该社会政治或思想的上层建筑,不仅没有优秀社会政治主张的提出与践行,还一直任事态无穷无尽地拖下去,任社会各驾马车把社会朝各自的利益方向,不断撕裂性地拉远去,那么,在不远处,等着这个社会的,必然是猛烈的社会爆血大崩溃。当代中国,呼吁与盼望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社情民意,已经如此这般了,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抓紧着手政治改革,那么下面,正如温家宝先生所说,肯定死路一条。
看看当代中国既得利益派与改革派之间的争论,再看看最近播放的,《康熙王朝》当中鳌拜既得利益一党与要求改革的另一群人之间的争论,我觉得两者之间真的很像、很类似、很重演。
所以,像笔者与吴思,咱们这种类型的人,起码的基本共识是改革,而不是拖、反对改革、不改革,我们的一切话语,都是在一定要政治改革这样的大前提之下,而衍生出来的。
同意改革,一切就有得谈,有得商量,反对改革,就必定要一起走向死路,那就没得谈。
㈡、再一个来源是尽量和平改革避免暴力大革命的共识。
咱们中国大陆,花了那么大精力建国,建国后又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然后,30多年改革开放,取得了今天这样的经济成就,这些,都真真正正是不容易的。中国一切阶级,一切民族,一切宗教,……,都有责任维护咱们这个大国家的和平稳定。
咱们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一疯起来,那可不是玩的。
咱们现在,政治改革,确实是要搞,但是,究竟怎样改革,暴力革命?
不能,肯定不能,有千万分之一的机会,咱,都不能暴力革命。
咱们思想界,必须一门心思地鼓吹改革,咱们必须持续不断地要求官方改革,但是咱们还得一直持续不断地呼吁社会和平。
那么,究竟怎样,才能够,在一种持续和平的社会局面当中,实现咱们这个社会,当代的政治体制改革呢?
我看,必然就是社会各阶级,各民族,各宗教,……,之间,在各种问题上,最大限度的相互妥协,是正道之一。
二、这个妥协事实的来源是什么呢?
㈠、一个来源是历史经验。
人类古今中外,社会政治转型,其实有无数的既成经验教训。
吴思先生在文章当中就例析的很好:1、讲了公平正义的问题,吴思先生举了上个世纪70年代香港的警察改革的案例,举了东汉王允与吕布不赦董卓旧部李傕、郭汜的案例,举了南非转型后,图图大主教主持真相委员会的案例;2、讲了法律的问题,吴思先生举了联合国处理南斯拉夫战犯的案例;3、讲了民众态度的问题,吴思先生举了西班牙后佛朗哥时代的社会转型案例,举了乌拉圭军人政权向民主政权转型当中的特赦案例;4、吴思先生还讲了官员态度的问题,举了阿拉伯之春的案例;5、吴思先生还讲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问题,谈到了广东改革经验的案例。
可以说,吴思先生通过大量的案例,令人信服地分析论证了人类政治转型当中社会各阶级之间,相互妥协的有益性,必要性,可行性,……
㈡、再一个来源是现实的情况。
笔者有一个哲学合力论,这个合力论其实是一个根本的宇宙通则,它适用于一切宇宙运动现象领域的问题基本分析:它指出,宇宙一切领域当中的一切运动变化,其实并不取决于任何单方面的所谓合理或者不合理,而是取决于运动当中各种客观存在参与因素之间的相互合力。这个原理之于当代中国,就是要提醒全中国老百姓,当今中国的政治改革,当中有政府话语系统、精英话语系统、平民话语系统,最后,必然是这三种话语体系的合力运动;这个原理之于当代中国,就是要提醒全中国老百姓,当今中国的政治改革,当中有既得利益者力量,有平民力量,而最后,必然是既得利益者愿望与平民的愿望的合力运动,永远也不可能只是由咱们平民老百姓一厢情愿完全来决定的运动。
而吴思先生指出,在亨廷顿笔下,世界史上的三类转型与清算的关系非常清晰:官方主导的转型不会有清算;民间主导的转型会有清算;官民协商的转型比较折腾,通常以揭露真相代替清算。这种现象由实力对比及成本收益决定,沉重而坚硬,不以人的好恶为转移,可称为“转型清算律”。吴思先生进一步指出,为了便于量化分析,我们不妨假设转型需要的力量为十分,这十分有多种组合,官七民三,大体是官方主导的转型,名曰改革,例如西班牙和台湾;民七官三,大体是民间主导的转型,名曰替代,即所谓革命,例如东德和阿根廷;民五官五,属于双方协商的转型,名曰改替,例如南非和波兰(吴思先生指出,当代中国的民间力量未必比得上西班牙,更别提波兰的团结工会和南非的非国大了。)。在民间主导和官民协商式转型中,民意是决定性的。在官方主导的转型中,民意只构成背景压力,官意是决定性的。与这三组力量对比相应,官方主导的改革没有清算。官民协商的改替,则会围绕着赦免反复谈判,通常以真相代替清算。只有民间主导的转型,才有比较认真的清算。更深入地说,在各国的转型历史上,赦免程度,甚至揭露真相的程度,都是由官民之间的力量对比决定的。赦免和清算背后的历史规律是:赦免和清算的力度,由决策者的利害计算决定,利与害又由拥护者和反对者实际力量的对比决定。中国的转型,恐怕也跳不出这个规律。
吴思先生所引用与衍演的结论,与笔者的合力论显然异曲同归。
是的,当代中国大陆,最大的,甚至就是唯一的一个政治执行力量,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咱们整个中国,现在,有的,基本都只是,从上到下的,强烈的政治体制改革愿望,但是,最后具体执行政治改革的,正如吴思先生所说:没有一支革命军,没有一个强大的对抗组织,有的,还只是所谓的官方,所谓的共产党自己。这种情况下,各种各样的妥协:即各种各样的特赦,恐怕就真是不可避免的。一切完全按照老百姓单方面愿望来进行的猛烈改革,最后,恐怕都只是书生言,书生行,而已。
是的,当代中国,既得利益者阶层,已经形成,这么多年,咱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一直没有动得起来,主要也就是这样的一帮狗东西在阻挡着。现在,咱们最大的问题是,明明知道这帮狗东西阻挡着,我们还拿他们没有办法。因为,把他们杀光赶尽,那是绝不可能的,因为,其一,事实上确实也没有这么大的力量与社会系统代价,能够去做这件事;其二,任何一个社会系统本身也不允许过度杀众。我们平民世界,最佳能做的,是一定程度地与这些既得利益的王八蛋,妥协。
当然,吴思先生讲的特赦,其实也就只是,未来,具体的政治改革当中,万千妥协种类当中,可能之一种。
三、笔者认为,妥协其实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更多的具体不同形式。
㈠、笔者一直鼓吹中央集权与地方民主。
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妥协。
一个,其实,中央集权本身,也不是一点国家治理优点也没有。具体,咱们这个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在大规模行政效率的方面,确实是西方民主政治体制,所远远不能比拟的,这个,咱们在咱们这个国家30多年的经济建设的过程当中,在国际经济交往竞争过程当中,早已看得清清楚楚了,所以,在最近的咱们中国社会发展历程当中,咱们似乎也不必一下子就全部丢弃这个好东西,咱们可以留用一段时间再说嘛。
二个,所谓中央集权,就是改革的时候,中央先不动。因为,想要中央层面也一下子就实行多党制,这个,在现实性上,恐怕确实也不易。咱们先动地方,一旦地方改革,形成良好的气候了,全国人民都看到当中的好了,全国人民的现代民主宪政意识形态都理顺了,到时候,中央,自然而然,也会顺势而为的。
㈡、我提出游击改革法,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改革。
这个,则是另一种妥协,是对“中国巨大整体政治空间”的妥协。
咱们中国人的社会,是羊群社会,羊群社会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你想整体攻击,即整体政治体制改革,就非常难(这个,有无数的前代政治改革失败先例在前。),甚至会在各种方面都引起巨大的非理性反弹。而,各个击破,就容易,特别是,如果咱们先树立了一个成功的典型,那么羊群社会观望、学习、随潮的效应,马上就会自动显现出来,后面的,会自动跟上前面脚步的。
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我主张,一个大地区市,一个大地区市地来搞(这种改革,其实也是等于集全国力量,压力,来对抗一个一个小地方的改革阻力。),搞成功一个,迅速总结一个的经验教训,然后开始下一个。这样,我们就一定会一个地方的工作,比一个地方的工作,不断做的还要好,还要成功。
㈢、我提出用20到30年时间来完成咱们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这个,则是另一种妥协,是用时间来换空间,是对人类“对社会短期变化接受能力小”的一种妥协。
我觉得,咱们中国社会的这次政治体制改革,也不必要太过着急,咱们完全可以参照我们前期的经济改革,慢慢的,稳健的,有条不紊地搞,搞钓鱼岛式地搞。
不要总想着一两年就政治体制改革成功嘛,我预计20到30年,如果咱们这个民族,用20年到30年的时间,真的实现了当代中国,这个伟大的政治体制转型,那么这次改革,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无比成功,无比伟大的改革。
㈣、我提出“对各种各样过度深水区暂时规避”的改革模式。
这个,则是另一种妥协,是对系统内个别过于强大阻力的妥协。
我主张,在具体的政治体制改革过程当中,譬如某些国企,譬如与上层力量关系过深的某些地方存在,咱们暂时可以规避一下,不要动他们。
咱们先动那些可以动的,能动的,或者,咱们先建立新的东西,新东西一旦建立起来,她必然就能创造历史,必然就能够自动抑制旧事物。慢慢的,新事物不断成长,旧事物就会不断自动萎缩灭亡了。
㈤、我们还可以提出一种建立“人民纪检委员会”的短期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方案。
当代中国,老百姓最厌恶的,其实是贪赃枉法,贪污腐败等一些社会方面。
所谓“人民纪检委员会”,就是取消现有的检察院体系,而代之以各层各级的,独立的,民主选举出来的“人民纪检委员会”体系(中央层面,可以暂时还是维持现有的体制。)。我们用这个,逐渐改变共产党行政共产党自己监督纪检的,荒唐的,旧行政体制。我们想办法,先把纪律检察监督权力,分立出来看看,如果效果好,我们再一步步深入。
……
 
                                                   逍遥子
                                                   2012/10/11
中国民间哲学学会QQ群:18509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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