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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按章纳督用税:用“科学发展观”敲响执政者的警钟

 

在由上向下贯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八荣八耻中, 其中第3条是“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

 

 

在科学发展观中也提到:“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全面发展观,协调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

 

 

我想这个所谓的“以人为本”应当是指“把人当人看”。而“把人当人看”是人文的理念,却又怎样与“科学”挂上钩的呢?

 

 

其实西方的哲人大师们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18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在1739年出版了一本《人性论》,其中把所谓“人性”从科学的角度研究了个透彻。论述了人类认知观念的起源,“因果观念”,“空间观念”和“时间观念”,感觉与映像,人性对科学探索的影响,人性的情感与道德,人性中的爱与恨,德与恶,正义与非义,以及正义与财产权的关系等等。人性学并非心理学,但却与心理学存在交集。

 

 

 

 

发明原子弹的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他正是受到了休谟的《人性论》中“时间”与“空间”观念的启发,才让自己最终悟出了“时空相对论”的原理。

 

 

 

 

现在看来,人性有善恶两面,只要是人,在人性上,全世界都是相通的。而在中国愚昧无知的毛泽东时代,曾把这批判为“资产阶级的人性论”。

 

 

 

 

人性中有善良的一面,也有见不得外人的一面,有以德待人的一面,也有的保护自私的一面,有端持和律己的一面,也有在权,财,色面前扛不住的一面。这非常正常,人人皆然。只不过在程度上略有高下之别而已。

 

 

 

 

同样,作为一个政党,也有本党“党的利益”。一个党中的所有成员,都会极力维护本党的利益,这就是“党私”。“党私”现象也是一种很正常的社会现象。

 

 

 

 

毛泽东时代强调的是“党性”而不是“人性”。这也就是一种“党私“。当然这种观念延续至今。这无形中就与人类的科学精神分道扬镳了。只重视“党性”而漠视“人性”。甚至认为可以抹杀人性。所以毛时代产生的英雄们,个个都心怀强烈的“党爱”,“阶级爱”,“阶级恨”方面的“党私“观念。以至于达到了“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我把党来比母亲”。以及被党错整的人是“娘打孩子孩子不怪娘” 这样一种反人性的地步。

 

 

 

 

以科学的眼光观之,“人性”比“党性”处在更加基础和内核的位置上。所以一个人的行为受人性的影响比受党性的影响要大的多。这是不争的事实。

 

 

比如,为什么说经过了60年党性的教育,却仍然战胜不了贪污腐败这种人性的自私呢?花了这么多年的时间,投入了巨大的资产成本(比如:党校建设,党刊,学习资料,报纸,广播)本应该产生出的优秀分子是桃李满天下才对呀!可为什么我们看到的事实是事与愿违呢?

 

 

 

 

纵观当今,这个国家的统治系统被规定为一党全包,当然假如真是统治有方,广大国民就本应能够得到被普照和被关怀的幸福。可事实却不用我说,人人皆有体验。官员的腐败节节见长,目前尚看不到能够有效扼制的曙光,而在社会治理中,有毒食品的清单越拉越长,亦见不到有打住的迹象。

 

 

 

 

其原因就是统治者没有按照人性科学的规律来办事。片面地认为官员们只要坚守住“党性”,就自然而然地做到处处“为人民服务”了,却不知道人性在公开场合里与私下场合里所具有的二重性。为什么西方崇尚用法制来规范人的行为,而不是寄希望于靠“感动中国”和“英模报告会”之类洗心革面的方法来规范人的行为,那就是因为西方重视按照人性的规律来办事,大凡按照规律办事的精神,一定就是科学的精神。

 

 

 

 

靠官员个人的道德自觉性来行事, 就不如靠建立一个有衡量个人担责或失责的奖罚制度要来得可靠。而实施这套制度的机构,一定是独立于官员系统以外的另一套系统,它与官员系统之间绝不应该存在“利益均沾”的联系。

 

 

 

 

那么科学的办法是应当是如何做呢?-----就是研究人性。

 

 

 

 

这一点,19世纪英国哲学家约翰.密尔也有类似看法。他认为:利益诱惑摧毁人们道德防线的速度和力度,比起人们用长期的内在功力所建立的良心道德防线来,摧毁的力量显得更加强势与便当。故,在官员可以利用某些手段进行腐败与贪污的道路上,布下重重的困难与障碍,比起靠他们自觉抵制诱惑的内在秉持力来,要来得有效。

 

 

 

 

正如落马的官员所哀叹的那样: 贪污的环境太顺畅了,想不腐败都不行。

 

 

 

 

按我的理解,这重重的困难,就是来自独立媒体的监督,以及独立的司法机构的法律制裁。这也是科学精神。如果司法不独立,如果司法机构的领导者与腐败犯罪者是同一伙的人,试问,这利益均沾的同一伙的“自己人”,会制裁“自己人”吗?这就显然违背了科学精神。

 

 

 

 

同样,如果媒体不独立,由于利益均沾或者是被幕后操盘。结果成为了为执政官员歌功颂德或遮蔽掩盖的工具,则不但起不到监督与曝光的作用,反而成为了同流合污的帮凶。这种缺乏科学的手段就永远达不到想要创造清廉官场的预期效果。而当人们采用了一套实施的手段,却达不到预期理想的效果,这只能说明这手段与效果之间,并不存在因果的联系。因为这操作的方法违背了科学,这是人人都能明白的常识。

 

 

 

 

 

 

法厅不独立,受制于某长官的领导,那就必然导致不公正的判决,对犯罪者的制裁演变成官员的私刑,而不是受法律的制裁。比如重庆的李庄案件,基本可以认为是薄熙来对李庄实施的私刑,而不是公正的法律行为。因为这种情形之下的法律机构完全听任上方领导的授意。

 

 

 

 

王立军为什么不相信自己的法律而却相信美国的法律可以保护他自己?他最清楚不过,在他眼里,公安机构就是政法委官员的“家丁”。得罪了薄熙来,就是得罪了听命于薄熙来的整套法律机构。上访的群体为何也不相信本地的法律系统? 道理也是同样的。所以,若法律机构为上级的马首是瞻,法律中应当体现的那种法律的求真与公平的科学精神,在这里荡然无存。

 

 

 

 

法律的公平性,反应在当事人的满意程度上,当事人的满意度越高,说明法律越公正,而法律越公正,就越不会形成上访大军,越能达到社会和谐的效果。所以,越是接近这样的效果,就越发显示出法律的公平性与法制机构建设的科学性。因此,追求社会公平的过程,一定是一个践行科学的社会管理的过程。所以,消灭民众的“包青天”观念,仅靠说教则见效甚微。如果民众实实在在体验到了法律的公平与公正,判决结果经得起社会议论与评说,尤其经得起法律界与独立律师的评价。那么还有什么能比这个更能促进国民的法律意识呢?

 

 

 

 

这让人们看到,在妄图依靠党性教育来达到预期的效果这一过程,更多的成分是演戏,是走过场。而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如果所实施的一项措施只管安排个过程了事,并不去顾及所希望达到的预期的后果。那么,这种工作的态度就与“科学发展观”完全不相容。

 

 

 

 

科学精神要有承认错误的勇气,比如,改革开放政策,就是承认了毛泽东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这就将科学精神提高了一步。

 

 

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之所以不符合科学精神,是因为毛制造了一个皇朝制度,皇帝当然不存在贪污腐败,皇帝也没有公布财产一说。

 

 

那是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如果说过去还有“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话,那么毛皇朝制度连“王臣”也取消了,统统打成了“走资派”,毛皇帝的统治一杆子到底,比如工人的8级工资制,比如割农民的资本主义尾巴,比如大学全面停课,到“大学还是要办的,我指的是理工科大学”。比如“要办成半工半读的共产主义大学校”。比如市民限量的副食品供应票,让国民“胸怀全球眼观世界”地怜悯那些占世界三分之二人口的受压迫人民。比如斗私批修批林批孔等等等等。统统由皇上的一道圣旨(最高指示)来决定。

 

 

 

 

之所以说毛皇帝制度完全违背科学精神,是因为毛皇帝自认为永远不会犯错。至少只要毛皇帝在世,国民们是绝不能批评活着的皇帝的,要议论只能议论死去的皇帝。

 

 

 

 

人人都有犯错的可能,这是基本的科学道理,可这基本的科学精神,也被毛皇朝的制度彻底践踏了。

 

 

违背科学精神的还有隔代评价现象。比如对任何统治者及制度的评价,对当代统治者是绝不允许触及的,只有隔代的,或隔几代的那些逝去统治者,才能研究和评说。

 

 

 

 

统治者的当代史也不允许触及,只是一味地编纂当代人造史。这些人造史只有靠后人去平反,靠后人去纠正。这样的发展观确实与“科学发展观”相去甚远。而科学发展观在当下做事的方法中,应当强调“寻优”与“纠错”的科学态度。而不是不负责任地交由历史去评判。

 

 

 

 

科学发展观应强调社会事务的公平与和谐,而制度的公正发端于各个政党之间有序的竞争,相互的批评,相互监督,(我说的批评不是只提建议,而是能够揭短揭丑)并且这种监督必须贯穿于执政的全过程。而不是把和谐的希望寄托在一个贤人统治者的高尚道德上。

 

 

 

 

科学精神尤其需要做到“说”与 “做”的一致性。二者之间不能脱节。比如毛皇帝明明构建了一个皇朝的制度,却口称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允许别人议论。明明大跃进搞糟了,饿死了人,却偏说是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可避免的代价。这就是反科学的。如果一个执政党声称没有自己的利益,只有大众的利益,并一直坚守这种形象。那财产就是物质利益。试问,你敢于公布财产吗?

 

 

如果不敢公布自己的财产,那么所有的形象宣传都会显得苍白无力。这只会暴露出言行不一的伪善。而伪善的做派绝不是求真求实的科学态度。

 

 

 

 

前面说过,“党私“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每个党都维护自己“党私”的利益。问题不在于存不存在”党私“,而是在于各个党派之间能否展开正常而有序的对弈。如果没有这种对弈,一党凌驾于其他党之上,其他党只有“提合理建议”的分,配合的分,敲边鼓的分,众家之“党私”围绕着一家之“党私”的利益服务。这就出现了“党阀”及“党霸”现象。

 

 

 

 

一国之中,党没有相互监督的竞争党派,没有彼此可以相互取代的竞争者,靠执政党自己来监督自己,是制止不了腐败的,这已经不是无端地猜想,这是不必用深刻的眼光就能看出来的结论。如果就这一命题在全国的国民中展开询问调查,并以投票方式来表达,我断定这个结论一定是为大多数人所认可的。不承认这一点的人,一定是违背科学精神的。一定是违背“科学发展观”的。

 

 

 

 

其实,在一个社会中 所有次生出来的不公平不和谐事件,究其根源,汇集到一点,皆由执政者的操作手段不公平或行为不够端正所致。

 

 

 

 

一个公正的制度,统治者应时时具有被议会问责,被民意评判的危机感。而不是“自命公正”地从上至下,随心所欲的发布命令。

 

 

 

 

也有不讲究科学精神的制度,专制制度就是不讲科学精神,它采用军队的管理模式,下级只讲对上级的效忠,至少是表面的效忠,而不讲人间的道理,或者是效忠再前,而后再讲道理在后。当效忠与讲道理二者必择其一时,只选效忠,绝不选择讲道理。这是根本违背科学精神和求实精神的。

 

 

 

 

虽然,如今人们过的日子比以前确实好了不少,一个执政党本应抓住这一极好的条件来向国民展示政绩。可不给力的是地方及中央的某些官员的腐败现象,抵消了这个政绩带来的效果。也更抵消了人们对当前生活比以前的生活提高后所带来的幸福感。并且,这种抵消还不是等量的对冲。而是在人们的幸福感一侧有所亏欠。

 

 

于是产生了大批的上访者以及强烈呼唤制度改革的声音。

 

 

 

 

在恐怖的维稳统治之下,在那些遭受到不公对待的国民心中所造成恐惧与愤怒情绪不断见长,强势地维稳,让希望改革的那些声音噤若寒蝉,纵使最谨慎的改良建议,也被看作是“敌对势力”的代理人。威胁与恐怖下的稳定是虚假稳定。

 

 

 

 

求真求实的态度,就要求人们相信,坚持,并传播真理。而真理必须是经得住质疑的。并能完满地回应对方提出的各种反问。

 

 

而在毛皇帝时代,他总是处在“帝王视角”向下发话,决不允许有人质疑,这种“自命公正”的发话习气一直流传至今,不只是官员,在今天官方控制的媒体中,到处洋溢着这种以“自命公正”的口吻来讲道理的形式,却从不向受众搜集质疑的意见,这种单向传播的所谓“道理”其实是“伪道理”。是严重地违背了科学精神的。

 

 

 

 

如今,以“自命真理在身”的一些强势宣传者,心里也清楚他们自己并非真理在握,之所以底气十足,是由于他们身居要职。因此在他们的话语里从不担心其内容是否符合人间公理。他们非常明白反对与质疑的声音永远成不了气候。走不上台面。这种靠着受控的媒体单方发布的所谓的“讲道理”,绝对不是真理,因为这种做派就已经毫无科学精神可言了。

 

 

 

 

所谓科学和真理,是经得起各方质疑的,尤其经得起在公开擂台上的辩论。而那些靠强势硬件为基础的单向政治宣传,所能够胜出的 只是这单向强制公布背后的权力,他绝对经受不起擂台上的公开辩论,以及台下大众的评分表决。

 

 

 

 

专制权力,是人间最不公正的悖德

 

 

如今当局的首脑也希望中国能进入一种“太平盛世”的时代,但他们不是指望这种“盛世”是来自于民主宪政的制度化,而是指望由一个先进的组织来领导,营造一个经济大国这样的境界,妄图让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万众一心,从而产生出“太平盛世”景象。

 

 

 

 

毫无疑问,这样的“太平盛世“即使能够出现也是短命的。

 

 

 

 

我们所应当关心的并不是要不要维稳,不言而喻,人人都希望稳定。不喜欢社会动荡,人心惶惶。但我们所关心的是, 维稳之后,接下来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最让人不愿看到的就是,当维稳的目的达到之后,官员们终于松了一口气说:“这下可好了,又可以凑合个十年八年!”

 

 

 

 

所以,执政者必须要公开回答,维稳之后的那句话是什么?是要逐渐过渡到民主宪政呢,还是说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必须要挺住社会主义这个漫长的历史阶段呢?是坚持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还是说为实现民主宪政的目标而开始着手一步步地打基础呢?

 

 

 

 

这是个不容含糊的方向问题,一旦民主宪政的方向明确,当下的工作进度表就可以清晰地建构起来,比如,为健全法制,将政法委的功能逐渐淡出法律机构,比如,在教材中逐渐地加入对国民反向洗脑教育的内容,将国民被洗残了的脑筋逐渐漂白,比如,对各地人大代表进行差额选举,允许代表们宣传自己,有序竞争。并逐渐地将人大代表全脱产,职业化。比如,媒体逐渐地市场化。比如,私有财产方面的立法。比如,逐渐将公布官员财产纳入日程。比如,学校逐渐淡化政治思想教育的成分。比如,完善对官员的问责及弹劾机制,比如,完善公务人员的补充与退出机制。比如,完善市场经济中有助于良性竞争的法规。比如,工会逐渐独立。比如,公开国库财政预算方面的立法 ……

 

 

 

 

要做的基础工作还有很多,总之,朝向正确的目标,以重走长征路的精神,以愚公移山的精神,一步步地动起来。这才是正确目标下的正确的方法和作为。这才符合“为人民谋幸福”的科学精神。这也可以体现出当局的改革热情是来自于对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的回归,而并非是迫于民众逐渐高涨起来的怨气。这种从上至下的改革给社会带来的动荡最小,成本最低。也最合乎人性。

 

 

 

 

反之,如果坚守“党私”之心,在执政的大纲中,将国民的幸福安排在本党执政的原则之下,那就只能是咬紧牙关,朝着违背科学的方向继续硬挺下去,击鼓传花。

 

 

当今已进入 西方科技为我们带来的互联网时代,国民在网络的教育之下越来越相信,执政者击鼓所传的不是花,而是颗定时炸弹。只是看这炸弹究竟会在哪个倒霉蛋的手上爆炸而已。

 

 

当然还要以“拖延了中华民族的政治昌明进程”做为成本来付出的。所以,为当局服务的御用理论家们也应一改自己的传统职业习惯,不要总以“帝王视角”来看待“安邦治国”。不要总以“不给社会管理制造麻烦”为由来安抚教导国民。应当即面向执政者进谏一个国家的正确发展目标,又面向国民大众喊话,告诉他们为达到这一目标我们眼下应当付出的成本是什么。

 

 

 

 

当下的执政官员有时不得不做出一些迎合民意的举动,完全是来自于网络的压力,而并非来自于他们自身的觉悟。感谢西方的网络科技为世界各个角落带来了民主的曙光。他使得社会由底层向上层的隔空喊话成为可能。终结了多年的那种“自命公正”式的单向宣传,至少使其黯然失色。可见科学技术不但是第一生产力,而且还是传播文明理念价值观的有力推手。

 

 来源于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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