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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春浩:阻挡和谐发展的主要障碍到底卡在了哪里?

一. 问题的提出

  和谐发展是我们国家当今追求的目标。但是在现实社会中却存在着那么多阻碍和谐发展的顽劣因素,使得和谐发展屡屡遭遇深层次的社会羁绊而难以前行。各种社会羁绊让人看得眼花缭乱。现在我们亟需在更高的战略高度,拨开迷雾,明确指明最主要、最关键的障碍是什么,从深层次揭示阻挡和谐发展的最主要障碍到底卡在了哪里。在乱象中抓住最根本的问题,才能使社会发展的困局得到破解。

  社会发展必然会面临非常棘手的按下葫芦浮起瓢的问题。像过去我们国家那样闭关锁国,实行计划经济,效率低下,国家很难发展,必然长期落后。改革开放后,特别是确立了市场经济地位以后,经济大大发展,国家富起来了,但社会公平又被打破了,腐败甚至黑暗出现了,而这些是市场经济解决不了的。要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就要靠政治改革来保证。所以我们既要实行市场经济,又要实现政治体制改革,这样才能兼顾效率与公平,才不至于使国家的发展畸形,才能保证社会的和谐。

  有些人非常不喜欢政治体制改革,因为他们处于特权地位,习惯于享受在现有政治体制下的许多既得利益和权力。当人们批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时,他们就会抛出“政治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的论调,用以抵抗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这种论调会摆出种种所谓政治体制改革的成绩,例如什么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全国人大代表、基层群众自治、机构改革和精简、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等等。他们列举的这些内容只是在一些具体领域里修修补补的治标之策,只扫到了一些引申领域浅层次的边边角角,泛泛提出了一些要求,却无视收效甚微的现实,许多都是纸面上的东西,看不到制度的顶层设计,完全回避了政治体制最实质的东西。

  说到政治体制改革,可以列举出许多纷繁的内容。但是很多人没有抓住它最根本的实质,以至喧宾夺主而不能明确揭示阻挡和谐发展的最主要障碍到底卡在了哪里。那么政治体制改革最根本的实质内容是什么呢?那就是对权力实施有效的制约!我们社会体制的种种弊端,盖源自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阻挡和谐发展的最主要障碍就卡在了这里。能否对权力有效制约,是决定政治体制品质优劣的最关键因素,那些具体领域里的修修补补加到一起的总和,也比不过这一条对政治体制的作用来得大。





二. 制度的根本性

  在经济发展起来以后为什么会那么容易出现贪污腐败和诚信缺失呢?这是人性的弱点所致。人都是有两面性的,每个人都会有人格缺陷,比如自私、贪欲等。社会的大环境,也就是制度和体制应该起到限制、制约人性不良因素的作用。如果私心贪欲膨胀起来,必定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是社会灾难。我们的制度和体制存在大量弊端,给掌有实权的人提供了恣意妄为的很大空间。我们现行政治体制的最大硬伤就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试想,在一个不受制约的环境下,在各种潜规则的包围中,会有几个人能长期洁身自好?权力不被滥用才怪呢!侵吞纳税人权益的事情,以至贪赃枉法的罪恶,一手遮天的黑暗肯定会越演越烈。和政治体制改革沾边的许多内容只是治标之策,只有对权力实施有效的制约才是最实质性的治本之策。

  对社会现实中的种种丑陋现象,许多人感到气愤,把怨气撒到了贪官身上。但我们不能把这些现象只看成是当官的个人品德不好。眼光只盯住个人是无济于事的,这种现象必然有制度上的深层原因,那就是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我们应当清醒看到造成这种状况的体制上的根本原因。如果不在体制、制度上推进深入的改革,永远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腐败和黑暗会源源不断、层出不穷

  其实邓小平很早就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他说过:“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邓小平文选》第二卷333页《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一九八〇年八月十八日)。他三十多年前的这些话虽然还没有把问题完全说透,但却先于绝大多数人看到了问题的根本所在。

  在社会发展中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是世界各国都曾面对的课题,许多国家为此探索了多年。尽管没有十全十美的办法,但多数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逐渐摸索形成了一套比较一致的成型的社会体制,其基本形态可以概括为:市场经济,多党竞争,三权分立,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其中市场经济针对的是效率,后几条针对的是公平,主要是对权力的制约。虽然这些做法仍然有不少问题,但在权力制约方面是比较有效的。这套机制有点像“石头-剪子-布”的关系,没有任何一方是不受制约的。我们人大的领导人多次信誓旦旦地宣称,我们“坚决不搞”或“六个不搞”,但是我们在兼顾效率和公平,特别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始终拿不出更好的办法来。我们国家的政权结构是明显的集权制,是“金字塔”式的,塔上任何一点对于它下层的点都是局部金字塔的顶尖,都有着绝对的权力,是不受制约、不可逾越的,很容易成为既得利益者。

  要探索我们国家对权力进行制约的方法,必须解放思想,必须开阔眼界,必须关注制度的顶层设计,必须从治标层面解脱出来,集中抓住治本之道。新的制度体系不能让掌权人有任何恣意报复或制裁批评者的机会,更不能让他们有掌控批评者的利益或命运的手段。对权力的制约应是全方位的,包括竞争对手的批评,新闻媒体的揭露与质问、民众和社会舆论的监督,行事规则的限制,……,多方形成合力,迫使权力完全在阳光下运行。





三. 面对两面性

  在我国,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和无可替代性,形成了一党独尊,没有竞争对手,权力不受制约的状况。人都是有两面性的,既有善良的一面,也有私心的一面。如果从根本体制上无法对权力实施有效制约,长期下来,人的私心和贪欲就会膨胀,善良的人性就会逐渐泯灭。仅靠自律基本上是无济于事的。现实中我们看到,在权力高度集中又很难受到制约的情况下,各级干部一方面在为人民为国家做工作,在经意或不经意间为公众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有的还很有成绩;但另一方面,更常见的状况是例行公事,甚至是敷衍推脱,玩忽职守,暗箱操作,营私舞弊,泯灭良知。这其中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比如为自己捞取利益,或为打击异己制造黑幕等等。他们履行职务的常态更多的不是服务,而是享受权力给自己带来的好处,更关心的是自己的地位和利益。这已经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不仅仅是个体,而且在群体形象上都能呈现出这种“上身很光鲜,下身很恶臭”的特点。这表明不仅仅人会有两面性,社会群体、社会组织、执政集团都会有两面性,因为它们都是由人组成的。如果行为不能从制度上得到有效制约,即使最坚强的执政集团也会向黑暗的方面转化。

  有冷静理性思考能力的有识之士,都不会对党和政府一味歌功颂德,也不会把它描绘得一团漆黑。说良心话,党和政府在领导国家改革开放,推进经济发展和各项事业建设,提升国家的国际地位,提高人民总体生活水平,特别是在救灾等方面是卓有成效有功劳的,这是不能否定的。但在另外很多方面,却存在着大量不尽如人意的、甚至是让人难以容忍的失误和过错:社会不公和腐败愈演愈烈;道德体系严重丧失;大量豆腐渣工程、面子工程、短期工程、掺杂使假的事情堵不胜堵;说真话倒霉,说假话吃香,使大批干部丧失了人格;三公消费居高不下令人咋舌,公务员肆意侵占纳税人的权益;钱权交易和买官卖官盛行;党政官员的家庭财产成了不敢面对民众的阴暗秘密,大量的高官把财产转移到了国外;裸官居然有上百万之多,已成燎原之势;连救灾捐款都有人敢贪污;甚至像称霸一方,打击报复,草菅人命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也不少见;……,这些都是权力得不到制约造成的恶果。只看到事物的一个方面,往往把握不准事物的尺度。用全面的、发展演变的眼光去认识事物才是科学的。伟业就是伟业,成绩就是成绩,错误就是错误,罪过就是罪过。不能用错误抹杀成绩,也不能用伟业来掩盖罪过。然而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却是“浓墨重彩颂辉煌,淡写轻描遮脓疮”的隐恶扬善的宣传手法。





四. 党的领导的再认识

  有的领导人每次讲话都不忘要理直气壮地强调“坚持党的绝对领导”。然而这么多年下来,我们发现“绝对领导”基本上等同于“绝对权力”。有谁能对绝对权力进行制约呢?“领导一切”原来就是“操控一切”。在冠冕堂皇的口号下,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人们看得很清楚。现在人们已经基本形成了一个共识,即“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对“领导”这两个字的含义,向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无产阶级革命家张闻天说过:“领导就是服务,领导人民就是为人民服务”。邓小平重申和坚持了张闻天的观点。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九日他在《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这篇讲话中说:“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服务”。然而,对“领导”还有另外一种理解,就是把领导看成是权力的掌控,是君临天下的地位,是“一切服从我”,“不许反对我”的特权,说到底就是企图让自己的权力不受制约。这种理解非常普遍,而且根深蒂固。我们看到,每当干部群众中和思想界发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时,就有人出来强调要“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他们所指的“领导”的含义显然是第二种理解。

  当今世界上主流国家的领导人,还有我国台湾、香港地区的领导人,绝大多数都把自己看成是为民众服务、对民众负责的,都随时准备接受民众的批评,在民众面前往往是战战兢兢。在这些地区和国度,对总统和高官进行批评甚至抨击是每个国民不可剥夺的神圣权利。领导人如果干的不好选民会把他选下台的。在他们那里,天经地义的观念是,领导人就是要接受民众的挑选,而绝不敢动用公权力组织群众对自己歌功颂德。只有少数集权制国家(比如朝鲜)的统治者才会把自己置于人民之上,置于控制、支配和享有特权的地位。这反映了国际上对“领导”到底是服务还是操控也有两种不同的理解。

  要担当领导的责任,首先需要取得领导的资格。坚持党的领导这本应该是对党自身的要求,而不是对民众的要求。也就是说,要坚持党的领导就首先应该用党的模范行为和出色业绩来取得人民的支持信任。毛泽东早在七十多年前就说过:“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1940年3月6日《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42页)。

  当权力不受制约时候,“党的领导”也会变味。邓小平就曾经指出:“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41-142页)。他还说过:“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邓小平文选》第二卷328-329页)。三十多年前邓小平就看出了在“党的领导”口号下滋生的问题。如今,社会问题越演越烈,更加暴露出体制的弊端,在经历了那么多触目惊心的事件和现象之后,我们对问题看得更深刻了。除了人民的利益,党不应有自己的特殊利益。

  那些口口声声说要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人总是说法律就是“把党的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可问题是,在权力不受制约的情况下,如何保证党的主张就一定能反映人民的意愿呢?对于这个关键性的前提,他们始终没有给出能够自圆其说的回答,更没有在实践中得到解决。在党的执政历史上,我们看到过那么多党的路线政策与人民利益相背离的情况,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党的九大、十大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错误的,十一大也还延续了错误的路线。那么多的冤假错案,那么多的腐败黑幕,那些由于权力不受制约而产生的恣意妄为、贪赃枉法的泛滥之潮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广泛不满。由王立军事件暴露出的黑暗,由最近发生在什邡、启东的大规模群众抗争暴露出的社会危机,都反映了在权力不受制约的体制下掌权者的演变。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说:“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官方媒体一直在宣传“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没错,这确实是历史的选择。但是历史的选择不等于现实的选择,现实的选择不等于未来的选择。官方媒体一直在宣传一个口号:“永远跟党走”。没错,“永远跟着党、永远跟着毛主席”这是多少老同志年轻时就立下的志向。现在看来,它应该有两个前提:一是党不犯大的错误,二是党始终代表人民。如果人民的选择权只有一次,以后就不允许人民再有选择权了,这绝不能说是代表了人民的利益。要取得领导资格,就要用自己的行为不断证明给人民看。总不能不管干的好不好,不管表现如何,不经过公平竞争,不经过优胜劣汰,就硬性规定自己是当然的永久的法定领导者,这么做必然会向反面转化。现代民主国家的宪法都不会规定具体谁是当然的领导者,如果美国宪法规定这个国家必须是在共和党的领导下,那就真成了令人耻笑的荒唐丑闻了。

  在这里有必要提一提1975年在文革极左思潮下修改的宪法,其第十六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文革结束后,1978年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修改宪法的时候把它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之所以做这样悄悄的删改,是因为人们看到了“领导下的最高”这种赤裸裸的说法所暴露的悖论。然而尽管文字表述改了,但在某些当权者的内心里并不是真正打算消除这个悖论,只不过是为避免尴尬而把悖论隐藏了起来。这种思维定式一直到现在还能看到它的巨大影响。

  中国至今还基本上是一个集权制国家,在官场、媒体、政法以至各界,都要受到“一元化领导”。权力主宰一切,就连学术也要依附权力。与解放思想口号相伴的往往是紧紧的思想禁锢。学术、新闻、司法不可能独立,官员不可能有独立的人格,要想升迁必须学会看上级脸色行事的生存之道。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更无法有效地防止权力的滥用。对于“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从来都说不清。所谓“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种虚幻的逻辑从来都难成现实。掌权者内心根深蒂固的观念并没有把领导看成是服务,而只是把它看成权力。

  在“领导就是掌权”的思想的支配下,“坚持党的领导”已经异化成了某些人逃避权力制约的最好托词。习惯于集权的当政者追求的是大权独揽、不受他人制约的独尊地位。他们不能容忍任何人对自己地位的挑战,甚至不能容忍对自己的批评。一旦有了这种批评,就会很轻易地把它打成“谣言”,给它扣上“妄图推翻党的领导”的帽子而加以扼杀。而体制的弊端恰恰给了他们这种做法以制度上的保护。邓小平曾经尖锐批评道:“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45页)。但是在权力不受制约的现行政治体制下,这种恶劣的做法一再发生,至今难以制止。





五. 战略变革提上议程

  体制的弊端所造成的恶果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有相当多的有识之士透过现象认识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在党内高层就有一些领导人或高级干部提出了一些很清新开明的观念和主张。比如:“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我们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 改革要先从党和政府开始”;“增强忧患意识比只歌颂辉煌更重要”;“不要让献花掌声淹没群众意见,不要让成绩数字掩盖存在问题,不要让太平盛世麻痹忧患意识”;“绝大多数的所谓谣言,并不是敌对势力对我们的进攻,而是人民群众忧国忧民的反映,它反映了人民的希望”……等等。这些都反映了具有前瞻改革思维、眼界开阔、能够站在时代前列的志士仁人的与时俱进精神。

  一个历史阶段有一个历史阶段要完成的任务。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上,能够成为历史伟人的杰出人物一定是能够审时度势,实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略性转折,在战略全局上深刻改变了中国面貌的人。

  毛泽东创立了一个新的政权,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使中国人民站了起来,确立了中国人的尊严,捍卫了国家的独立和安全;邓小平打开了改革开放的大门,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套,实现了战略重点的转移,奠定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解决了香港、澳门的回归。他们都是在重大问题上改变了旧有观念,实现了战略性转折,从全局上深刻改变了中国面貌的人,他们的贡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此,他们成了享有崇高历史地位的伟人。他们的功绩并不因他们有错误而被抹杀。

  在二十一世纪前半叶的中国,面临新的任务。全面小康就是要让改革开放的成果被全体人民共享,而不是只被部分人享有。现在的经济发展速度已经不成问题了,但是在社会的公平正义、贫富差距、腐败堕落等方面情况在加速恶化,对权力的制约相当虚弱。今后迫切需要在体制、制度建设上有重大突破。现在的和今后的领导人要想成为能够和毛泽东、邓小平齐名的历史伟人,一定要实现以前毛泽东、邓小平没有遇到或没有完成的全局性战略转折。现在摆在新领导人面前的就有一件迫在眉睫的战略大事可做,那就是从实质意义上推进并实现能够有效制约权力的政治体制改革。促成并完成这件大事就能够实现划时代的战略转折,搬开和谐发展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从全局意义上深刻改变中国的面貌。促成这件大事的领导人就可以成为有资格和毛泽东、邓小平齐名的历史伟人。





六. 结论

  俗话说:“牵牛要牵牛鼻子”。在权力制约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性问题上实现实质性突破,就是破解社会发展困局的牛鼻子。如果能够牵住牛鼻子实现这个突破,中国的和谐发展就会开出一片新天地,我们的党依然是伟大的。



本文转自炎黄春秋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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